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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与鸦片叙事(续

作者:habao 来源:未知 日期:2018-7-21 5:54:03 人气: 标签:中国近现代小说
导读: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鸦片在小说中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折射出积贫积弱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凸显出东亚病夫的鲜明形象,同时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近代小说的鸦片叙事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鸦片在小说中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折射出积贫积弱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凸显出东亚病夫的鲜明形象,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畸形、病态、奢靡的城市消费时尚,对于不时爆出明星吸毒丑闻、非法买卖及消费毒品仍然的当下,亦不乏警示意义。

  “鸦片烟为害中国五六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鸦片不仅使人士尤其是社会精英沦陷,其也涉及到社会各领域,通过奸商走私、输入、非法种植等途径在整个中国流布,不仅榨尽,更使国力损耗,白银枯竭,农业萧条,米价腾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鸦片走私及种植现象多有揭露,某四川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此处,私货即指鸦片烟。又,因种烟,天府之国四川居然要向湖南买米,原因是“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种罂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官员千里为官求财,农民舍本求末逐利,粮食生产受到严重,“云南,贵州,广西各省,所有肥田,因为种烟,人民赖以生活之谷物,顿形减少。米珠薪贵,饥馑迭告,折骨烹儿,司空见惯”。鸦片的种植与消费使“(人民)志气衰靡,形骸枯槁,寿者夭,富者贫,以致民生凋敝,人种衰弱,职业因之废弛,因之沦亡,内乱由之而起,盗贼由之而兴,国际信用为其,国际地位因以。祸国殃民,莫此为甚”。鸦片沦陷社会各阶层,侵害国民经济,影响社会生产。中国因而难逃贫弱交困、任人宰割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殖民者在向中国内地大量倾销鸦片的同时却在自己管辖的殖民地严禁毒品,《冷眼观》第八回写主人公坐船过时,就有茶房来舱里知照客人:“可有鸦片烟膏同烟灰,快点儿抛下海去,这里是外国地界,鸦片烟是归官卖的,得利害的很。倘有人私下带了一个泡,要罚五十两银子呢!”可见彼时等地鸦片之严,反衬出清的极端与。

  纵观近代狭邪、、言情、公案等各类小说,出现的鸦片受众极为广泛,涉及人群包括官员、军人、商人、、农民、洋场士人、无业游民、贩夫甚至良家妇女。烟民病赢瘦弱,导致近代国民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百姓无力劳作,士兵斗志,官员无心吏治。1895年3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题为《原强》的文章,指出:“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这被认为是最早将“病夫”一词与近代中国相联系的例子。而最早将鸦片吸食者与“病夫”联系在一起的是乾嘉之时俞蛟的《梦厂杂录》:

  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侵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即白刃加其颈,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奄奄若病夫初起。

  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了鸦片吸食者的赢弱、萎靡形象。近代小说中对于鸦片瘾者的病态描写更是屡见不鲜,以彭养鸥《黑籍》为例,小说第一回就叙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态形状:

  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一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不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个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变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

  眼出泪,鼻出涕,扛肩缩腮,面黄肌瘦,萎靡,这就是鸦片给吸食者外表打上的丑陋印记,而“烟鬼”一词也极为形象地概括了这一外在特性。小说第三回对瘾君子吴慕慈的外貌描写更为直接:“扛着肩,歪着嘴,面色青滞,牙齿墨黑,一副憔悴形容,倒像生了三个月重病”,直接点明其病夫的外在特征。

  然而,近代小说家们并未一味沉浸于对瘾君子病态特征的略带夸张的描写上,他们更多通过对烟瘾者病态形象的集中描摹,希冀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读者们能蓦然,以此来完成对鸦片的与对国人的鞭策与激励。

  勿庸讳言,作为一种特殊消费品,鸦片吸食在近代城市曾代表着一种休闲风尚。“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鸦片不仅是重要的通货和商品,它还是城市现代形象的重要表征。”近代小说中比比皆是的鸦片吸食器具、场所以及妓院中近乎仪式化的吸烟排场的描写,在在体现了鸦片作为一种麻醉及迷幻剂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的快感,尽管这种快感是短暂甚至致命的。

  烟馆是近代最为普遍的鸦片吸食场所,于各类近代小说中。这些烟馆大多集中于城市,如吴趼人、李伯元、八宝王郎、云间天赘生等人笔下的青莲阁、南诚信、北诚信、眠云阁等烟馆,而且它们都是近代上海洋场真实存在过的烟馆,“沪上烟间之佳尤过烟室……惟法马之南诚信,闻与当时眠云阁相伯仲……有以烟间兼茶室者,四马之一层楼、五层楼、青莲阁是也”。又,“上海烟馆甲于天下,铺设雅洁,茗碗、灯盘无不精巧。眠云阁其最著也,窗牖挂落,雕镂极工。他如南诚信、北诚信以轩敞胜,醉乐居、昌以酒肴两便胜。馆内桌椅多用红木镶嵌石面,飞去青蚨一二百片,既可邀朋,又能过瘾”。作者们将真实的烟馆置于虚构的小说情节中,无疑能增加作品的写实与力度,读者由熟悉场景引发出的阅读亲近感。除烟馆外,妓馆也是近代城市最为常见的鸦片吸食场所之一,提供鸦片消费的高档堂子及廉价“花烟间”是洋场小说不可或缺的场景,这些小说叙妓必及烟,妓与烟成为追欢逐乐洋场生活的两大,对男人构成致命。《负曝闲谈》、《痴人说梦记》、《现形记》等说部还叙及广东“花艇”、“相公堂子”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寻欢场所,毫无例外,这些欢乐场当然也少不了阿芙蓉的“倩影”。《痴人说梦记》中写到广东花艇是个最阔绰的去处,艇子“开了个楼舱,摆出鸦片烟盘”。

  除吸烟场所外,鸦片叙事还着对吸食器具及烟膏品质的细致描述。如彭养鸥《黑籍》列举了各种讲究的烟具、烟膏:

  再有那人情斗、秋云斗,皆是普通用品。烟膏以广膏最为著名,广帮煎烟,有不传之秘;普通吃的多是苏膏。烟灯式样繁多,不胜枚举。

  随着吸食品味的逐步提升,一些富豪之家开始了对于奢华烟具的追求,如《廿载繁华梦》中马氏的烟具:

  好容易找得一副奇巧的,这烟盘子是酸枝地密镶最美的螺甸,光彩射人,盘子四角,都用金镶就。大盘里一个小盘子,却用纹银雕成细致花草,内铺一幅宫笔春意图,上用水晶罩住。这灯子是原身玻璃烧出无数花卉,灯胆另又一幅五色八仙图,好生精致……单是这一副烟具,统通费三千银子有余。

  不难想见,此处马氏的鸦片吸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鸦片消费,而是的炫富之举。事实上,这种奢华的追求并非只是个人行为,而是都市普遍的社会风气:

  这上海地面,无论茶坊酒肆,妓馆公园,无处不可吃烟。那烟馆之中,更是器具精洁,陈饰华美,侍候周到,广膏苏膏,。这地方的风俗奢华,那吃烟的烟具,烟室的铺张,自然也跟着风俗一样的奢华。

  鸦片吸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风尚,最初起因于其药用价值,即能治疗腹泻等常见疾病。后来吸食者发现鸦片不仅能减轻病痛,还会给他们带来身心愉悦。俞蛟《梦厂杂录》卷十《鸦片烟》叙及这种快感:“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焕发,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迷离,神魂骀宕,真也。”在众多瘾君子中,确有一部分人鸦片药效,在疾病缠身、久治不愈之时尝试依靠它减轻病痛,换得片刻安宁,“这鸦片烟不但能提,并能宽胸化积,除湿消滞,活血止泻,种种的好处,一言难尽……或是身体疲倦,抽上几口,顿觉气爽神清,不觉劳乏,实在是无上的灵丹”。然而灵丹之“灵”如此短暂,过份依赖鸦片疗效最终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鸦片吸食的普及,治病的初衷被其他各种动机所取代。有人在好奇心下意欲亲身体验那种“极乐”快感;有人富于钱财却,将出人烟馆妓院视为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和时髦的标志;有人人生受挫,对未来失去信心,自暴自弃之余吸烟成瘾,借此宣泄抑郁、逃避现实。千差万别的吸烟动机带动了鸦片消费经济,成就了晚清城市畸形病态、晨昏的消闲之风。

  每一种存在皆有其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意识到鸦片是一种坏东西,但鸦片在麻醉性、经济、甚至文化上的吸引力强有力地支持了它的继续使用”。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近代的鸦片消费热潮完全归咎于殖民者缺乏、为消除贸易赤字和掠取巨额利润而给中国的鸦片倾销,没有消费何来倾销?何况十九世纪下半叶,本土生产的鸦片已远超进口的洋烟。列强环伺下的中国吏治、社会病态、涣散,种种复杂原因形成合力将近代中国沦变为鸦片帝国。我们必须以史为鉴,通过近代小说中的鸦片叙事来审视今天的世态民情、价值取向甚至流行文化,并依旧的毒品走私及消费,永不再让由引发的历史、家国、人生悲剧重演,这便是我们今天回顾、剖析近代小说鸦片叙事的终极意义所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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